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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评三作家小说作品

文章来源:《长城》发表时间:2021-06-24
 关于

赵燕飞长篇小说《明月几时有》、方晓短篇小说《雨夜》、唐诗云短篇小说《腐烂的泡萝卜》

 

评赵燕飞长篇小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是赵燕飞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写的仍然是作者在其近年来的中短篇中一再书写的以故乡冷水江为原型的同江故事。

小说的主线是小城同江的女记者苏晓月对一种理想爱情的不懈追寻,借此展开对何为真正爱情的追问与探究。这样的追寻与探问在小说中主要通过苏晓月与三个男人——青梅竹马的前夫于伟军、青年大学生陆清风和市长秦汉明——的多组关系而展开。由于陆清风与秦汉明在电脑网络的虚拟空间里都具有另外一重身份:QQ好友“寻寻觅觅”与发电子邮件匿名者,而且二人在网络虚拟世界里显现出来的形象与现实世界中的本人又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小说中苏晓月与三个男人实际构成了五组男女婚恋关系,通过这五组关系,展现出男女爱情婚恋的多种可能。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亦是在探究婚姻与爱情(至少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托翁亦是通过多组男女呈现出婚恋关系的多种可能,却都走向悲剧性的结局,以此来表达“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主题。在这里,多组男女关系是一种线性的组接,这样的结构容易使小说叙事变得散漫拖沓,非有如托翁这样的非凡艺术功力,很难驾驭。与此不同,《明月几时有》采用了另外一种故事结构,在上述五组关系中,苏晓月处于中心位置,以苏晓月为联结点,把五组关系联结起来,形成一种车辐状的结构。与线性的组接相比,这样的车辐状的结构,更易于把故事叙述得紧凑,这样的结构有其优势。

苏晓月的三段情感经历中,于伟军与苏晓月同属矿区子弟,是幼时的邻居与玩伴。农转非后才迁到矿区的于伟军,因童年在乡下生活留下的印记而受到同龄人的取笑与歧视,于是在于伟军眼里“简直就是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晓”的苏晓月“俨然成了于伟军的保护伞”。但是,随着苏晓月的父亲在矿难中遇难,他们的关系易位,于伟军实际代替苏晓月的父亲成了苏晓月的保护者,成了苏晓月真正意义上的“哥哥”。尽管这样的保护是善意的、无私的、非功利的,而且在苏晓月的成长中也是不可或缺的,苏晓月对此也始终心存感激,但是这样的保护对现代女性的平等意识与自主意识构成了一种压抑。随着婚后与于伟军更切近的接触,对于建基于保护与被保护之上的不平等依附性关系,苏晓月有了更明确的意识。这是苏晓月与于伟军婚变的根本原因,而苏晓月被马青云强暴只是触发这一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或者说仅是为苏晓月离弃于伟军找到了缓解其道德压力的理由。

而在苏晓月与陆清风的关系中,男女双方的关系再次易位,是女大男小的姐弟恋。当然重要的不是年龄差距,而是对于大学尚未毕业的陆清风,苏晓月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再加上陆清风后来孤身一人到同江就业后,在同江上层社会有着丰富人脉的苏晓月显然承担着其保护者的角色。但是问题在于陆清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于强者的位置。在两人见面之前,以QQ好友“寻寻觅觅”身份与苏晓月交往的陆清风一直在指导着苏晓月情感生活,在网络虚拟世界里,他是苏晓月的“老师”。而在他与苏晓月初一见面,就多次试图把自己塑造成苏晓月的保护者。尽管陆清风作为一代新人其思想意识似乎相当前卫,可以不顾一切地去爱比他年龄大、有过婚史的苏晓月,而且爱得相当真诚,但是要摆脱男强女弱的文化观念还是相当不易,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在漫长的男权社会形成的深入人们骨髓的集体无意识。尽管披上了爱的外衣,但这种意识再向前走一步,即是对女性情感与身体排他性的独占,底色仍然是女性对男性的依附,这样的意识极易被现代女性解读为男权意识,刺痛她们敏感的女权神经。这样的爱确乎也对女性的自由与独立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限缩,引发了苏晓月激烈的反抗。陆清风与苏晓月恋情的终结,其中有多种原因,但是,陆清风身上残存的男权意识与苏晓月对两性关系中平等自由独立的追求之间的冲突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前两段情感相比,作者显然是把苏晓月与秦汉明的恋情当作理想的爱情来写的。秦汉明的市长身份,一方面很容易被人看作权色的交易而非无功利的纯真爱情,另一方面,同于伟军与陆清风相比,在与苏晓月的关系中,身后有权力支撑的秦汉明更是强者,更有能力为苏晓月提供保护。为此,作者在小说中做了这样的处理。首先,小说写苏晓月在欢迎秦汉明上任的大会上发现秦汉明与其父亲一样“眉心长着一颗黑痣”,以此来表明苏晓月对秦汉明的爱源起于其对早逝的父亲的依恋而非市长的权势。更重要的是,最后秦汉明与苏晓月乘车赶回同江时发生车祸,秦汉明把生的希望给了苏晓月,而自己被撞成重伤,秦汉明的选择除了要冒生命危险之外,还会使其地下恋情彻底曝光,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身败名裂,这样的书写意在表明秦汉明对于苏晓月不是官员依仗权势的渔色而是纯真的爱情;而苏晓月,在秦汉明失去权位,成为植物人之后,仍然悉心照顾秦汉明,选择与其长相厮守,以此来表明苏晓月对于秦汉明,也不是依附于其权位,而是发乎情。如果说之前秦汉明有能力也确实为苏晓月提供了许多保护,到此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完全易位,这种易位对前期苏晓月受秦汉明的保护起到一种平衡作用,这可以看作苏晓月与秦汉明两性情爱关系中一种变相的平等。另外,秦汉明在小说中除了市长这一身份外,另一身份是不断给苏晓月发电子邮件的匿名者。在以电子邮件为交流媒介的网络虚拟世界中,苏晓月始终是秦汉明情感与家庭困境的解惑者与指导者,在这里,是苏强秦弱的。而在这种交流中,秦汉明的另一面被呈现出来,公众生活中呼风唤雨的强者,在家庭的私密空间里恰恰是渴求获得帮助的弱者,而这两种形象的叠加才是完整的真实的秦汉明,小说这样的设计可以说是对苏晓月与秦汉明关系的另外一种平衡。简而言之,从于伟军到陆清风,再到秦汉明,苏晓月追寻的似乎是一种平等的独立的不对个体的生活与情感空间构成限缩的爱情,追寻的是一种如沈尹默《月夜》中所说“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和舒婷《致橡树》中“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的摆脱依附性的爱情理想。

但是,苏晓月在追寻这样一种摆脱对男性依附性的爱情理想的过程中又充满了矛盾,苏晓月始终在摆脱男性的保护与寻找男性的保护之间徘徊游移。在离开于伟军之后,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秦汉明与陆清风几乎是同时进入苏晓月的情感生活的,但是与现实世界里不一样,在网络世界里,化名“寻寻觅觅”的陆清风是一个两性阅历十分丰富的情场老手,有着丰富的情场经验来指导苏晓月,他在网络空间里体现出来的老成使得“苏晓月以为他的年龄应该在三十岁上下,从事着一种较为轻松稳定的职业”。而秦汉明化身的匿名的电子邮件书写者,则是家庭生活一团糟,渴望找人倾诉,渴求获得别人的指点。在网络虚拟空间里,在苏晓月与陆清风之间,陆清风是老师,苏晓月是学生,而在秦汉明与苏晓月之间,是苏晓月在开导指点秦汉明。“寻寻觅觅”与匿名者相比,谁强谁弱,谁更可依靠,很为判然。苏晓月可以说是不自觉地就选择了“寻寻觅觅”,在与“寻寻觅觅”的聊天中,生发出男女之情,由网恋走向现实中的两性情恋。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在两性关系中,苏晓月潜意识里依然在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依然在期望获取对方某种保护,依然有一种小鸟依人式的传统女性人格隐藏在灵魂深处。

 

评方晓短篇小说《雨夜》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是现代杰出诗人卞之琳先生脍炙人口的《断章》。正所谓“诗无达诂”,如同《断章》这样一首内在思想含蕴异常丰富的诗歌来说,到底要传达给读者什么样的情感或者意思,长期以来一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其中隐含着的某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相对主义或者说互为主体的意味,是无可否认的一种文本事实。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专门提及卞之琳的这首《断章》,主要是因为不期然间读到了方晓的短篇小说《雨夜》。对于方晓其人,到底是男是女,究竟年长年幼,甚至这个名字是本名抑或笔名,我一无所知。在对《雨夜》先后两次认真阅读的过程中,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情感或精神方面那样一种扑朔迷离的迷乱状况,促使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卞之琳的《断章》。我首先要大加肯定的一点,就是作家那种非同寻常的艺术控制力,情感上明明已经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但叙述者却依然可以那么不动声色,那样沉静内敛。

尽管作品并没有采用叙述者直接现身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但一开始就被提及的李桃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一位身兼观察功能的视角性人物。而这,也就意味着,小说中的一切人和事,都是在经过了李桃的一番其实是不自觉的过滤后,才传达给读者的。很多时候,甚至连同作家自己都未必能明确意识到的一些思想,也是通过这位视角性人物才能够被凝固定型。因此,对于李桃这样一位视角性人物的艺术设定,作家无论如何都不能掉以轻心。具体来说,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雨夜》,乃因为其中的核心事件,是一桩发生在雨夜里的车祸:“那天夜里,她赶到现场时,马纳趴在路边,身体蜷曲在风衣下,仿佛正在支离破碎。密集的雨点像闪着寒光的刀尖落在他身上,每一滴雨,都戳出喷溅的血来……警察断定是蓄意的,但除此之外也没有给出更多的结论。”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也根本不需要警察给出相应的更多结论。这一场车祸,不过是小说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作家是要借助于这样一场早有预谋的车祸,来讲述呈现两对青年或者说中年夫妻之间扑朔迷离的情感与精神危局。

其中的一对夫妻,就是视角性人物李桃和那位因车祸而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马纳。九年前结识并最终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对夫妻,尽管婚后的数年间,曾经两情相悦,但到最后,最起码在李桃这里,根本就没有料想到,他们之间的感情竟然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大约在两年前,生性敏感的李桃,就已经根据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判断出丈夫马纳很可能在情感上出轨了。但可能是李桃一种本能的逃避与延宕心理作祟的缘故,这一真相一直到车祸发生后才彻底曝光。这一确证和曝光,对李桃形成了极强烈的精神刺激:“另一个女人,代表的是另一种生活,她们像一根根箭镞将我和我的生活击穿,哪怕她们消失,也留下了一个弥补不了的洞口。哪怕我的生活没有被摧毁,也至少被背叛过。”在已经敏感到他们的情感面临危机之后,李桃竟然没有采取任何应对的方式,而是“愿意继续维持下去,是因为她连破坏的欲望都没有”。如此一种情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李桃所持有的那种连她自己都未必能自觉到的潜隐世界观紧密相关:“她改变的努力都只停留在内心的想法里,无法形成语言也只是因为她害怕了,所有的努力,他的和她的,都不过想回到他们的最初,然后呢,又重复一次爱情终将减弱、模糊、陨落的过程吗?”难道说所有的爱情都要经历由最初的萌生,到后来减弱、模糊乃至陨落的过程吗?假若真的如此,那李桃干脆就不去努力的想法,其实也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点是,那位倍觉自己遭受伤害的周森,竟然会提出以和李桃一起出轨的方式来报复马纳和唐婉的荒唐建议。关键的问题是,在马纳出轨的同时,李桃自己也并没有闲着。与此相关的两个细节,一是李桃坐等情敌唐婉,当一位清瘦男子出现时的一种自由联想:“他身材清瘦但结实,与他发生关系会怎样,一开始也能相互体会到新鲜刺激吧,但又如何才能说服自己这种新鲜刺激不是廉价的呢。”一位女性,能够在丈夫生死未卜,坐等情敌摊牌时产生这样的一种自由联想,所充分说明的,正是李桃个人潜意识的复杂与暧昧不明。另一个,则是那位只是偶尔被提及,一直处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状态的左原。尽管作家始终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但依据字里行间的一些蛛丝马迹来判断。这个左原,毫无疑问是李桃的地下情人。

同样处于情感和精神危局中的另一对夫妻,是车祸的制造者周森和他那位出轨的妻子唐婉。按照周森的叙述,他们之间的情感危机似乎是一下子就出现的:“很奇怪,突然有一天,我们之间进行不下去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和她没法进行之后,我妻子和你丈夫,却像干柴烈火,一天三次,有一回连续九天。”吊诡处在于,正是在发现了妻子唐婉和马纳的奸情后,周森才又重新对妻子产生了强烈的欲望。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妻子的奸情做出这样的理解与评判:“一般他们都说爱的。为了找个延续的借口,欺骗对方,也好欺骗自己。他们找不到其他的借口了,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动物冲动罢了。”正是出于被羞辱后某种不可遏制的报复冲动,周森方才一手制造了那场车祸。但对自己和马纳的出轨行为,当事人唐婉的理解,却与周森大相径庭。唯其如此,她才会在面对李桃时特别强调,那是“一份难以抗拒的爱。是因为我,我能这么说吗。我也是,我遇见他,也一样”。既然彼此间有爱情,为什么不走到一起呢?对于李桃的这个问题,唐婉的回答是:“他说他不想放弃婚姻。他还说,一旦出轨,就是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同样带有一定吊诡意味的是,在那个雨夜,马纳和唐婉在一起,原本是要讨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理性地分手,没想到,就是在那个雨夜,那场周森蓄谋已久的车祸不期而至。

方晓对小说中两对夫妻之间情感迷局的设定,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当我试图在这里概括复述这个情感迷局的时候,都会感到有言不及义的表达困难。很大程度上,无法被条分缕析地复述清楚本身,就强有力地证明着作家层层剥茧式的情感迷局叙事的成功。那么,这两对自以为曾经拥有过爱情的夫妻,到底为什么会丧失爱的能力呢?马纳和唐婉之间的感情,到底可不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爱情?尽管确切的答案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文本中的一个象征性细节却不容忽视:“她起身去书架旁,抽出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如她猜测,里面是空的,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她无声地笑起来,心中充满酸涩的快慰。”在我的理解中,这一细节更多是在暗示着真正爱情的缺位。唯其缺位,才会有扑朔迷离情感乱象的生成。从根本上说,扑朔迷离的情感乱象背后,其实是当下时代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方晓的《雨夜》既是一篇情感叙事,更是一篇精神叙事的小说作品。

 

评唐诗云短篇小说《腐烂的泡萝卜》

作为一位正在成长过程中的青年作家,唐诗云的小说创作数量虽然不多,但其中的一些作品会以较为鲜明的思想艺术个性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她最近的短篇小说《腐烂的泡萝卜》,也同样如此。当下时代的大多数中短篇小说,作家在写作时都会围绕某一个贯穿始终的事件来构思情节,推进故事,鲜少有人打破这种写作惯性,采用另外一种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去故事化”的写作方式。作为一个典型的叙事文体,小说当然不可能离开故事。所谓“去故事化”,并不意味着小说文本中就没有故事,而是说,在这一类小说文本中,故事的形态往往是破碎化的,是围绕着某一位核心人物形象而被随时穿插的。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祝福》。《祝福》毫无疑问是一个没有中心故事存在的短篇小说,难以说出这个短篇小说到底讲述了怎样的一个中心故事。鲁迅只是在用若干零散的精彩细节,以一种深度揭示内在精神世界的方式,刻画塑造祥林嫂这一人物形象。与那种拥有中心故事的小说创作方式相比较,这样一种“去故事化”的创作方式,写作难度无疑要更大一些。唐诗云的《腐烂的泡萝卜》所采用的,正是类似于《祝福》这样的一种具有艺术挑战性的“去故事化”创作方式。

如同《祝福》一样,《腐烂的泡萝卜》所采用的也不仅是一种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而且叙述者“我”身上很明显地打上了作家唐诗云自己的烙印。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腐烂的泡萝卜”,大约与小说第5节开头处的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定关联:“我翻过后院的篱笆,推开门,一阵腐烂的泡酸萝卜味扑鼻而来,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尸味。”这里的“尸味”一词,或许与“我”前来参加东临叔的葬礼有关。但作为小说标题由来的“腐烂的泡酸萝卜味”,却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主人公东临叔叔的某种象征。很大程度上,种种人生行为均不堪的东临叔叔,也正是一根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腐烂的泡萝卜”。

小说开头就是东临叔叔的突然死亡。“东临叔叔才过完45岁生日,怎么就死了呢?他是怎么死的呢?死在哪?”叙述者“我”的这样一些疑问,同时也是广大读者的疑问。吊诡之处是,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唐诗云的关注重心却并没有停留在这些问题的解答上,一直到读完全篇,我们对以上问题的答案也仍然一无所知。作家真正的聚焦点,落脚到了主人公东临叔这一畸形灵魂的点染与勾勒上。那么,以一场突如其来的死亡把“我”从遥远的武汉牵引回小镇的东临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呢?稍加概括,东临叔其实是带有一定无赖色彩的落魄知识分子形象。首先,他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东临叔不仅在电视台有公职,而且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把自己箱子里的书拿出来晒一晒:“他这样晒大约有两个目的,一是他真爱这些书。二是他享受人们说他是一个文化人。”其次,是他的好面子与热衷于吹牛。明明已经沦落到了连饭都吃不起的地步,但他却依然要打肿脸充胖子,假装很快就会有朋友请他去吃饭。甚而至于,明明是因为自己买不起房而致使一个女朋友嫁给了别人,他却偏偏还是要强词夺理地试图找回自己的脸面和尊严。第三,是他没有自制力地热衷于赌博和嗜酒。首先是赌博,不管有天大的事,他“只要一坐上麻将桌就不会下来”。然后是嗜酒:“东临叔叔就好酒,只要有酒给他,他总能找到门路,他挂在嘴边的话是:路子都是喝出来的。”

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第四,即他那恩将仇报式的精神分裂人格。这一点,突出不过地体现在东临叔和“我”们家的复杂关系上:“东临叔叔在我家寄居了5年,谁也没想到我父亲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举报的事居然是他干的,自母亲知道了这件事,我们家是容不下他了。”一方面,不仅长期寄居于“我”们家,而且,“东临叔叔总是向我父亲提出各种要求,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我父亲有些为难,但也不得不满足他”,“我”们家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有恩于他。但在另一方面,真正了解内情的他,却在背后成为了一个可耻的告密者。两相对比,东临叔的精神分裂,也就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这篇《腐烂的泡萝卜》存在什么遗憾之处,那就是,作家只是生动形象地描摹勾勒出了东临叔这样一位性格复杂的无赖式小镇落魄知识分子,而没有能够更进一步地把自己的笔触探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东临叔何以会精神分裂,何以会落魄至此的真正原因挖掘和表现出来。倘若能够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这个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水平。

与此同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唐诗云竟然把东临叔的突然死亡与大约一年前爆发的新冠肺炎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不要忽视这样一些相关的细节。一个是,小说开始不久,“我开车回到老家的时候,堂姐妹们都带着口罩和黑色的袖章。”再一个是,“相比他四处借钱和骗酒喝,堂奶奶更怕人说东临叔是因为在外面喝酒染上了肺炎。只要能把这个丑事遮过去,都好。”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小说结尾处:“回武汉那天晚上,我用84消毒液洗了衣物。刚坐下来,便收到武汉明天十点封城的消息。我站在阳台上看车来车往,天亮之前,他们都要赶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东临叔叔是不是死于没有症状的肺炎。”尽管说到最后,作家唐诗云也没有明确交代东临叔的死因,但以这样一种暗示的方式把他的死亡和新冠肺炎联系在一起,就使得这个短篇小说具有了反思这场不期而降的人类劫难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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