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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莹长篇小说《长安》创作研讨会专家学者精彩观点(上)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22-06-21

 

  6月1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创联部,中共澳门葡京委宣传部,澳门葡京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阿莹长篇小说《长安》创作研讨会”在北京、西安等地以线上线下联动方式举办。来自北京、福建、山东、江苏、辽宁、广东等全国各地的文坛一线评论家,陕西老中青三代知名评论家,以视频会议连线方式齐聚,深入探讨《长安》。专家学者发言分两期刊发。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

  读完这部作品,最突出的印象就是阿莹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文体意识,他特别强调故事性,也具有很强的人间烟火气。阿莹在处理表达主题和讲好故事之间,在表现国之重器的庄严和叙述个人命运的悲喜之间,努力地寻找到了某种平衡,既讲好了这个故事,还防止了故事的戏剧化和个人形象的突出将主题淹没。主人公忽大年从胶东半岛来到长安,他的出现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说明这是一个四面八方的人来建设的企业和从事的事业,另一方面从小说意义上来说,他使一个非常狭小的格局一下扩大化了,使得长安的故事跟山东跟整个中国都有了关系。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书,其精神含量与艺术质地,都是力压千钧、掷地有声的。阅读时,激情、热血、梦想、理想、奋发、奋斗这样的关键词,都陆陆续续地涌进了我的脑海,让我热血沸腾、激情澎湃,那种建设新中国的梦想一下子就被点燃,强大新中国的奋发奋斗的力量一下子就被灌注。《长安》内容沉实、结实、厚重、宏阔,事关江山社稷,事关国之大者,事关民族伟业,事关人民精神,生动再现了大国重器的峥嵘岁月、民族复兴的理想年代、可歌可泣的时代精神和人民风貌。将个人命运都置于时代命运和国家命运中,展现了一代军工人的精神风貌与精神品质,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最美奋斗者、劳动者,是永不过时的平民英雄、劳动功勋和时代楷模、人民功臣。《长安》填补了工业文学创作的一大空白,对工业文学创作是一种质的提升,也是中国文学的喜人收获。 

 

著名作家、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蒋子龙:

  《长安》是一部很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它拓展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题材,把复杂的题材、复杂的生活写得很轻松,让人读起来很愉快、很容易,显出了作者举重若轻的功力。这部小说的题材是浑厚的、沉重的,内容和描写却是有激情的,与这个题材非常相称。同时,小说的故事结构和人物设计都很有意思,有些细节具备了经典元素,我读原稿已经过去有三年了,一些人物、一些细节仍然在我脑子里。阿莹的文学功力与他所表现的题材相匹配,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价值尊重和价值本身是相匹配的。这部小说很值得讨论研究,希望当今的文学界、出版界,能够给这部作品相称的评价。

 

中宣部文艺局文学理论处处长胡友笋:

  读阿莹老师这部50万字厚重的长篇小说,我感到非常惊奇,也非常惊喜。这部小说应该是这几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也是我们共和国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一个收获,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不仅因为这部小说反映的是工业题材、军工领域、军工人的形象,也是因为它书写了共和国建设史上的艰难曲折,同时又澎湃着军工人的奋斗激情和力量,塑造了社会主义新的人物,使得当代文学的创作显得更加务实,更加饱满,也更加立体。从这一点讲,我觉得它和当年的《创业史》一样,应该会成为我们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存在。

 

福建社科院院长南帆:

  《长安》这部小说写出了我们父辈那一代军人的激情,这种激情包含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也意味着包括社会组织方式在内的整个社会深刻的转向。我们在《长安》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一是战争经验,二是农业文明。这部长篇小说注意到两种文化的冲突细节,真正写出了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内部各种复杂的矛盾。我觉得这是作家非常敏锐的地方,只有非常深入地进入工业题材,才能发现这种架构内部存在的复杂性。回到文学的意义上来说,《长安》在乡土文学基础上有了新的开拓,它也代表工业题材非常重要的突破,深刻地揭示出从乡土文学转向工业题材,如何用文学的方式细腻地展示出社会组织上一系列的问题、矛盾、冲突,在这个意义上,《长安》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在乡土文学的大背景下,展示出一个开拓性的反响。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

  在我国工业题材作品的写作过程中,《长安》是由外溢期进入回归期的一种呼唤。在外溢期,工业题材走出厂区进入社会,思考的是社会的改革开放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工业社区、工业生存经验的本体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阿莹以他丰富的个人生存经验和他所在的大院文化厂区的土壤,让工业题材回归工厂,回归大院文化和工业战线。这个回归中隐含着如何再将工业题材的写作整体转型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各种生存经验和心理状态的呼吁。这部作品很好地处理了小长安、大长安、新时代的关系,背景是长安机械厂,通过人物的辐射,跟整个大西安的生存、生活状态交织在一起,跟整个时代的变迁交织在一起。这本书在新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是少有的写到三次战争的小说,即中印反击战,中越反击战,金门炮战。他抓住了军工企业的特质、辐射性,军工企业和国家命运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三次战争与军工人的联系,写出了正气、豪气、骨气,写出了中华民族的血性。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

  《长安》这部小说是个稀缺题材,它不只是工业题材,还是军工题材。在小说题材方面,阿莹的《长安》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这和阿莹在军工企业生活的经历有关系,他对军工领域非常熟悉,而且都亲历过。他的叙事都与国家民族的大趋势相联系。这部小说之所以成功,就是一方面注意到了生产,另一方面他不仅仅是写生产,写生产也是为了书写人物的性格。作品里面许多人物的结局几乎都是悲剧性的,这些悲剧性的因素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人性深度和人的生存困境,基本的叙述基调是流畅的,与那个特定的年代是合拍的,尤其是对历史的态度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中有众多现代小说的元素。《长安》的丰富性是多种元素合力构成的结果,它为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经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

  《长安》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反映了军工企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二是以人物群像烘托主要人物,塑造了军工战线各类人物英才,没有把他们简约化,也没有把他们脸谱化,而且写了他们对于政治的教条和对于时政的被动,某种意义上讲也从侧面折射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真实状况。作品既写出了军工企业令人唏嘘的艰难进取,又写出了国家发展令人难忘的曲折历程,把充沛的激情揉进了文字。作品从一开始就随着故事的发展演进,特殊环境中的人物瞻前顾后、手足无措使一个个人物显示出他的独特性,尤其是主人公忽大年,写出了他的忍辱负重和奋勇前行,充分显示了这个老军人的使命担当和军工企业的初心所在。作品的结尾部分写到了站在山上指挥实验的忽大年,形容是一个老兵在山顶上铁塔般地站着,这样一个具象场景的描写,将共和国军工人的无私奉献、大义凛然都凝聚在一个雕像般的形象中,可歌可泣。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

  《长安》这部小说的后记是很值得一看的,它不像一般作品的后记,是一些程序性的、礼节性的交代,后记当中有四点对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观察和思考:第一点是,他认为过去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不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多地在写方案,比如说技术的方案、改革的方案等等。只限于写方案,就会很枯燥、很乏味,应该是抓住工厂大院的命运和大墙中的喜怒哀乐。第二点是国家意志,尤其是军工企业要贯彻国家意志,要把国家意志渗透到具体的工作当中,我觉得他对过往工业的观察和思考是特别有价值的。第三点是结尾的处理,他是反对光明尾巴的,他主张用开放性的结尾,《长安》这个作品本身也是这么实践的,实际上忽大年最后的命运怎么样,这个作品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第四点就是应该充分展示人物的内心。 

 

《文艺报》总编梁鸿鹰:

  这是一部关于当代工业壮阔、辽远、厚重的作品。说它壮阔,它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书写进去。说它辽远,它是西部的,是陌生的,与日常生活经验有距离,它的神秘有待于我们揭示,它的复杂有待于我们领悟。说它厚重,它讲的不但是工业,更是人的心灵史。《长安》这部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我们能够进行讨论或者记住它,是因为这部作品是写人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为军工人写情画像的,写出了军工人的情感、追求、精神世界以及他们所有的长处和不足。这个作品使我惊喜、惊艳的还有语言,阿莹有自己的叙述,有自己的腔调,他的语言有工人阶级的粗犷、直率,但是又不乏深入的思考。他是地方性和通用性的结合,在工业题材报告文学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如何在前人经验下书写新时代的工业题材,阿莹这部作品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胡平:

  这部作品的研讨对工业题材创作在当前新的增长点的研究具有意义。一个作家的潜力往往和他的阅历相关,有过其他职业的作家相对而言更有条件深入地书写一个领域里人们特殊的生存状态,阿莹的《长安》充分显示了这种优势,这种小说不是局外作家靠采访就能写出来的,它需要几十年生活的积累。比如说苏联专家圈定厂址的时候,土地上都是坟墓;忽大年被派来创办长安厂的时候,碰到人贩子等。这些场面没有经历过是无法放在小说里面的。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些陌生的场面,而这些场面传递的是真实的历史信息。作品真切地书写了军工企业的发展历史,小说很大的价值也在于借助作者的亲身阅历,帮助后人正确地认识历史教训,在前行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平稳,不仅仅是一个发展工业的问题,也是人生、也是社会。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李舫:

  高水平的军工题材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在新时代的文学史上应该说是缺位的,《长安》敢于做出尝试,敢于填补空白,书写这样一个难度非常大的特殊题材,带来了新中国现代工业创业史的一个壮歌。在阿莹的作品中,我非常惊奇地看到,这部小说居然通过军工人的视角,将笔触深入到共和国成立后的几次战争中,触及这些敏感的内容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还是非常罕见的,但是阿莹写活了人物,释放了人物的性格,也写出了军工人在和平和战争之间的思考和选择。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整个故事是在一个完整的计划经济时期展开的,阿莹精准地描写了这个时期人物特定的语境,人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建设者,人人都视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作为一部成于2021年的小说,回溯视角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一种精神基因的传承,也彰显一种历史观,就是中国军工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背后不变的是以忽大年为代表的军工人,从革命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精神、气质的延续,在中国,正是因为积累了宏大的工业基础,才有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这部小说用文学语言呼应了时代伟大的命运,是非常难得的。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

  《长安》写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国家意识。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工人没有祖国。因为这个国家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不是工人的国家,因此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从新中国以后就当家作主人,有一种主人翁的意识,并且由主人翁意识扩展到国家意识。《长安》写的是军工厂生活,这些军工厂工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身上具有一种鲜明的国家意识。总之,《长安》从一定程度上为开掘国有企业这样一个文学资源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我从中读出了国家意识,尽管在小说中没有出现这个词,但是小说中的军工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动表出他们内心充盈的国家意识,我以为我们在讲述发生在国有企业内的中国故事的时候,就应该把国家意识讲得更加透彻。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孔令燕:

  首先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历史现实意义的大作品,它是一项心怀国之大者的写作实践,这部作品聚焦于最艰难的军工企业的起步阶段,还原了新中国初创时期的社会全貌和国家的境遇。第二,它歌颂了第一代军工人为国牺牲、敢于奉献的精神,这是一部为民族立魂的小说,歌颂了一代人的精神,也彰显了那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情怀。第三是《长安》在艺术上非常的成功,塑造了一群真诚感人、血肉丰满的军工人的群像。他们既是英雄又是活生生的人,既是国家工程的建设者,又是日常烟火的参与者。第四是丰富了行业写作的题材,扩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边界。第五个是展示出写作者对他自己家人的情感,还有对军工人、对共和国第一代建设者的深厚的情怀,所以这是一部为人民抒怀的作品,而且也表达了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期待。

 

陕西作协副主席李国平:

  陕西不仅是乡土文学大省,也是城市工业文明资源很丰富的大省,它有工业题材、工业主题的创作传统或者传统谱系。《长安》的出现开辟了陕西文学的新空间,带有深长的启示。关于《长安》的历史感,我认为有三个层次,一是关于长安的历史,作品很自然地将历史感、文化感融入其中,二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始终萦绕贯穿于作品中,使人物的选择极其符合主人公思想性格、行为行动的历史逻辑。三是现实主义精神,作者书写的时候有一种还原意识,有浓重的历史印记。《长安》是有相当难度的写作,如何把握,内含有一个历史认知问题,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历史进程的逻辑问题,要求写作者写一段具象的历史,但这段具象的历史要和今天的现实发生关联,打通大命题,我觉得这部作品做到了。《长安》在冰冷的钢铁和优柔情怀里取得了统一,在还原历史和彰显精神理想之间达成了统一。

 

苏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王尧:

  小说《长安》毫无疑问是工业题材创作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长安》在国家与个人、崇高与悲剧、奉献与自爱等许多的范围都有许多新的创造性的表现,它的意义是大于工业题材本身的。作者宏大的视野和构架,在小说里面都有所体现。它既有革命的意识,也有现代化的观念,人物写得特别有历史感、沧桑感和命运感。他既有宏大的叙事也有日常的生活,而且人物的关系没有简单化。总体上,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些超越工业题材本身的意义、价值,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

  关于《长安》我有几个想法。第一,有深入、有调查、有研究。他把人物的情感深入到生活里面。第二,作家表达题材的能力给我带来了深入的思考。大部分写小事、小生活,写到国家历史是很少的,却能把宏观的理想精神建立起来,这些人物有一股劲,不屈服的精神。第三,工业题材作品在体现国家命运的同时包含了个人命运,通过时代跟个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还有个人内心的冲突, 由小见大描绘了当时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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