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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抒玉纪念文集》出版丨我只希望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壮丽的事业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22-09-14

【编者按】

  2022年9月10日是文学陕军著名作家、编辑家贺抒玉(本名贺鸿钧)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值此三周年之际,贺抒玉的家人们编辑出版了《怀念母亲——贺抒玉纪念文集》,寄托哀思。文中收录了贺抒玉作品精选、文学年谱、亲友纪念文章、珍贵照片等,从不同方面展现了贺抒玉为人民书写的一生。贺抒玉是连接延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著名作家、编辑家。著名作家杜鹏程评价“她把自己激情的笔墨给了生活中的普通劳动者”。她是《延河》的好编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陕军中涌现出的一批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多感叹于她的伯乐精神。

  今天,陕西作家网和大家一起共读书中开篇《我的路》,缅怀我们敬爱的前辈、老师——贺抒玉。

《怀念母亲--贺抒玉纪念文集》封面



我的路

贺抒玉

  1928年12月21日,我出生在陕北米脂城内。还不到五周岁,就和长我一岁的姐姐上了女子小学。我长得又瘦又小,胳膊细得像麻柴杆儿。几乎每学期都要生病,一病就是几个月,没有药吃,全凭瘦弱的生命去抵抗。我最恼火冬天,在零下20度的严寒里,空身子穿着棉衣,抵挡塞外刮来的劲风。每天早晨上学去的时候,刺骨的北风,飕飕溜进袖筒,钻进脖领,窜遍全身,冻得我时常缩着脖子,筒起双手。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手脚冻麻木了,就忍不住嚎哭起来。老师怜悯我年龄小,领着我到她宿舍去烤火。在我眼里,老师既慈祥又严厉。有一次,我在课堂上,把一位女同学的长辫子拴在书桌上玩耍,被老师抓出来,罚站在教室中间,手上还挨了戒尺。

  我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只有踢毽子、跳绳、捉迷藏,才能使我忘掉回家。我考试背过榜,小学降过级,回到家里,大哥哥大姐姐们嘲笑我:“丑妹子,一脊背措那么多人,重不重?”

  感谢那个还不懂得惭愧的年龄,背了榜也不脸红。直到小学三年级开始,书里的世界才开始吸引我。四年级期终考试,我由榜上最后一名排列到了第一名。当我把奖品——带铜帽的毛笔和发亮的铜墨盒,拿回家去以后,姐姐哥哥们眉开眼笑了:“原来丑妹子还不是个闷葫芦!”

  儿童时期,学习上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就像能源一样,会使肌体里发出光和热来。我最爱听大姐姐大哥哥们说故事,猜谜语、猜字虎。有一次,大姐姐故意考我,她说:“大丢人,打一字。”我一下子就猜中了“一”字。她高兴了,又说:“一人身高顶破天。”我又猜中了“夫”字。大姐姐想了一下,“一人身背弓,女子同相行。再打一个字。”我愣住了,挠头抓耳,怎么也猜不出来。是哥哥解了围,他猜中了“姨”字。哥哥的故事也很多,他的孙猴子七十二变和飞檐走壁的故事,也很迷人。

  我家藏书较多,自从和书交了朋友,就自去书中寻求乐趣,每到寒暑假,天天一早起来,静坐在挨窗户的炕上读起书来。从《昭君和番》《三门街》《水浒》《三国演义》,直到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等作品,一本本往过看。这时我才懂得,故事和书籍,是开启儿时幻想的万能钥匙。

  我的家庭算得上是书香门第,我未见过面的爷爷,在清朝末年考中了进士,他不重视财产积累,而重视子弟们的文化积累。我二伯父贺连城,学识渊博,长于书法诗词,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时,他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

贺抒玉的父亲贺辑五与母亲杜秀兰

  我父亲贺辑五,一生刚正不阿,为自己选定了办教育这门清廉职业,并为之清苦奋力。他多年来一直是米脂东小的校长。我党建立政权后,他担任了县政府教育科长。父亲年轻时,读过不少马列主义书籍,在李子洲同志的影响下,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五四”时期,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41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员。他曾对我大姐姐贺鸿荃说:“你是家中的带头羊,只要你跟着共产党走,你的弟妹们就会跟你走的。”而我大姐姐和地方上的青年们一块,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那时节,抗日烽火燃遍全国各地,一队队八路军,唱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歌子,在街头穿过。我的大姐姐1939年已是地下党员了。他们党小组常常在我家里开会,每逢这时候,妈妈就把我们几个小姐妹哄到门外去玩耍。

  我母亲杜秀兰,生在一个贫民家里,父母过世早,从小寄人篱下,她仇恨封建压迫,追求社会进步,酷爱学习。她的文化是在父亲帮助下自学的,她时常一边做饭,一边拿着书看,得空就练毛笔字。我们上学的时候,她就可以读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大部头书了。1937年,八路军进驻米脂以后,她协助女同志们一块做群众工作。我听过妈妈在群众大会上讲演,还看过妈妈演出抗日的戏。后来她被选为乡上的妇女代表和县妇联委员,等我姐妹兄弟都参加工作以后,妈妈毅然甩开家庭,参加了革命。

米脂东关小学旧址

  1940年,国民党政府被驱逐出米脂以后,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正式成立。1941年春,我和姐姐贺鸿训一块考进了米中。我班的语文教师,是从“鲁艺”文学系派来的。他教语文和别的老师不同,总是启发同学们从日常生活中选取题材,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位女同学的婚礼,是我初次见到的新式婚礼。我就在作文里描写了婚礼上欢乐的情景,老师看了很喜欢。又一篇作文《我的奶妈》,被老师选在校刊上登载。老师经常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一些热情的赞语和鼓励我走文学道路的启示。在老师的诱导下,做文学家的梦,就像插在少年心灵上一双绮丽的翅膀,载着大胆的幻想,去天空和大海遨游。用不着考虑达到理想的彼岸有多么遥远,因为,正是那可望而不可及的迷人的向往,才激发出我对未来的渴求。

  《我的奶妈》底稿早已丢失,可她那善良勤劳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间。妈妈没有奶,我从小就跟奶妈长大。奶妈家住在姬家峁村,离城五六里地,还隔着一条宽宽的无定河。

  陕北有千千万万个山峁,那蜿蜒的山脉和突兀的山峰,常常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它们都是一副面孔。就在那数不清的山峦里,有一座山,我一眼就可以认得出来,山顶上有个小小的山神庙,山腰深处缠绕着几十孔土窑洞,镶着方的或半圆形的木格窗子。我的奶妈就住在半山腰一间小小的土窑里,土窑顶上的泥土,常常落到锅台上、被子上,窑后掌的土台上,放两个纸糊的小囤儿,常常是空的。奶爸给地主家扛长工,有时就到南老山去开荒,走得很远,等回来的时候,总是两手空空。我很少见奶爸,只记得他常常对奶妈横眉竖眼,人们说穷相叽,饿相吵,好像他们就没有过和气的日子。奶妈有时流着泪对我说,她一辈子命苦,没有儿子,遭逢的男人穷得连一针尖土地也寻不下,常常淘神斗气,不得安生。幼稚的我,一直以为奶妈的不幸是奶爸造成的,也跟着奶妈恨过奶爸。终于,奶爸被苦难的生活撩倒了,早早离开了人世,把穷困留给了奶妈和她的两个女儿。

贺抒玉的奶妈朱薇厚晚年照

  奶妈穿的衣服,总是东一块、西一片的缀着补丁。碗里的糠炒面,滚水倒进去都粘不成团儿,可是她却把一点点枣炒面留给我吃,在人家果树下拣几个掉下来的果子,也给我留起来。我上学以后,不论是寒暑假里,总要到奶妈家里住些日子。每逢夏天,我时常跳上木船,渡过无定河去看奶妈;遇到无定河发大水,船路断了,我望着暴涨的河水,想起了奶妈常说的话:“隔河还比隔山远!”到了冬天,无定河结满了冰床,我踩着冰滑过去。

  奶妈家炕上只铺一条破炕席,我和她合盖的一床被子,补丁摞补丁,也遮盖不住露出的片片旧棉花。冬天,我全靠热炕和奶妈的体温取暖。虽是小小年纪,我已为奶妈的穷日子熬煎,时常背着奶妈独自抹泪。虽说我读《水浒》的时候,就爱上了梁山泊的好汉,也听过农民领袖李自成的故事,可我自己呢,只是一个瘦弱多病,在家中毫无地位的小丫头。我只能把过年时分给我的几个黄米面馍馍,用手帕包藏起来,等奶妈家来人到城里赶集,或者我去姬家峁时,悄悄带给奶妈。

  参加革命以后,更是常常想起奶妈的不幸,为奶妈一家人的命运不平。记得奶妈曾对我说:“丑娃(这是奶妈给我起的小名),是你救了奶妈的命,生你那年,咱陕北遭了大年馑,饿死了多少穷人!若不是奶了你,我母女早就没命了!”而我心里明白,我是奶妈的奶汁养大的。奶妈的命运常常使我想到灾难深重的家乡人民。奶妈的奶汁,在我心田里培育了对劳动人民深深的爱。这种朴素的爱,一经革命火种的点燃,便成为我永志不移的信念。我要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45年12月,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愿入党的。

  那年,我回陕北去看看家乡生活的变化,特意去看望奶妈。她已是83岁的人了,身体依然很强健。她拉着我的手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谁说我没有儿子,这不是吗?我的儿子回来了!”

  感谢时代的变迁,让我那辛劳了一生的老奶妈,把女儿当做儿子吧。

1985年,李若冰到米脂姬家岇看望朱薇厚老人

  从小学到中学,我和姐姐都是唱歌跳舞的热心分子,1944年春,我俩一块调入刚成立的绥德分区文工团。那时间,文工团的生活费用全部自力更生,每年还有上缴任务。为了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我们每年都要到农村赶台口,经常是一天三上台,三天一换防。

  我们演的节目,除了“鲁艺”创作的一些新秧歌剧本外,大都是自编自演的小戏,创作任务很繁重。我姐姐嗓子好,常常演主角,喜儿啦、李香香啦,等等。而我又瘦又小,除了演小女孩、小男孩,就兼管服装、道具。每到一个地方,挨家挨户到群众家里去借,演出完再还给老乡。得空儿,我又学着拉二胡、提琴,还经常参加集体创作活动。

  我是在对剧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写剧本的。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先做社会调查,发现突出的人物和事件,就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提炼加工。我和姐姐写了个小歌剧《喂鸡》,演出时姐姐扮演二媳妇,我扮演三媳妇,演出效果很好。日本投降后,周扬同志路经绥德去华北,他看了我们演出的《喂鸡》,十分高兴,还鼓励了我们姐妹。经他推荐,这个剧本1946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那时写剧本只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少年时代做文学家的梦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们集体创作的十多个剧本,凡演出有影响的,进城后,都由西北人民出版社编选出版。1951年,西北大区第一次文代会上,演出了我们集体创作的大型歌剧《保卫村政权》。《陕西日报》连载以后,又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单行本。尽管这些剧本艺术上比较粗浅,然而,在产生这些剧本的过程中,我经历过的生活,倒是难以忘怀的。

李若冰先生与贺抒玉女士夫妻合影 摄影/戈壁舟

  记得1944年春,我和创作组几位同志去子洲县周家圪深入生活。当时,那里正办冬学。我是到这个偏远山村的第一个女同志。婆姨女子们对我又稀罕,又陌生。开始,浓重的封建习气还压抑着她们对我们的热情,过了几天,我们就亲热得像姐妹一样了。我给她们教文化,教歌子,她们给我拉家常,说悄悄话。连他们夫妻日常生活上的冲突也毫不掩饰地告诉我。我们在创作歌剧《上冬学》的时候,那些富有戏剧情节的生活素材得到了合理的发展。剧本演出后,效果是很好的。

  在周家圪的两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我去和她们告别的时候,她们恋恋不舍地拉着我的手。为了表示我们的友谊,她们提出要和我结拜干姐妹——这是陕北妇女看重友谊的一种习俗。我从小就喜欢交朋友,小学和中学时代,我交下了许多女友。现在,我又兴高采烈地和周家圪的几个年轻媳妇结成了干姐妹。

  我离开周家圪以后,过了些日子突然接到一封信。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干姐妹寄来的。没想到,刚刚脱了文盲帽子的山村妇女,竟写下了满纸的《信天游》:

  羊羔羔吃奶双肐膝膝跪,

  咱们结成了干姐妹。

  蒺藜开花黄腊腊,

  鸿钧要走我灰塌塌。

  鸿钧走,顿住手,

  盘盘算算没住够。

  你背上挂包沟里下,

  咱姐妹再说几句知心话。

  鸿钧走上二里半,

  干姐妹还在硷畔上站。

  来往的书信常要来,

  着实不要才把良心卖。

1948年12月,贺抒玉与姐姐贺鸿训摄于延安杜甫川 摄影/杜修贤

  干姐妹的情谊,在我心中激起的冲动是无法抑止的。我恨自己不会写诗,但这种比诗还要真挚的友谊,永远激动着我的心。我渐渐地懂得了,家乡人民虽然过着少吃缺穿的日子,但他们对生活和未来,总是充满了爱和理想。不然,他们心里怎么会产生那么美好的诗情画意,陕北人民能歌善舞的习俗怎能代代相传呢?可惜,战争开始以后,我们就失掉了联系。

  多少年来,这种真挚纯洁的友谊就珍藏在我的心底,进城以后,我学习写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就是《我的干姐妹》。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发表,实在是对干姐妹的思念使我激动不安。我觉得生活中,友谊像一条长长的流水。尽管我以后在工厂、矿区和农村,又结交了许多新的朋友,然而,我对周家圪干姐妹们的思念,从友谊之水的源头一直流向永远。

  战争时期的生活是紧张的。我怎能忘了那些日夜兼程,每天百十里的急行军生活呢。我们文工团随军转战时,经常连着几天不能睡觉,顶风冒雪,爬山过峁。头上的柳圈抖擞,背上的背包越走越重,脚上布鞋露出了脚趾头,鞋底也穿了洞,沙子、碎石子自由出入。可恶的敌机还发出沉重的轰轰声尾随身后。那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能要用生命和鲜血去换取胜利的年代,没有牺牲的准备是不可能的。我心目中羡慕的英雄正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我曾报名去前线,因为是女同志未被批准,而批准去前线的男同志里,有两位已经牺牲了。

  战争时期,我们文工团一直和部队在一起。记得战略转移最紧张的那天,瓢泼大雨下得正猛,我们沿着咆哮的黄河疾行,敌人的包围线就在山上推进。敌人在山路上摇摇晃晃贼头贼脑的样子,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但心里没有慌张,只有仇恨。只要敌人敢冲下山来,我们女同志会毫不犹豫地投进黄河的浪涛里去,绝不当俘虏。

  战时的生活,随时都在考验着人们的意志。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粮吃,女同志们每天都到地里去挖苦菜。没鞋穿了,自己动手做。第一次纳鞋底的时候,手背被麻绳勒得又红又疼,还勒起许多嫩肉皮。可是,对胜利的向往,使我们把艰苦和紧张看得像小河流水那样自然。就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年月,生活里的激流和浪花,依然随时带着一种奇特的色彩,深深印在我的心坎上。

西工团女同志合影,前排左二贺抒玉、左三贺鸿训摄于1948年冬

  1947年,沙家店战役前夕,有一天晌午,我们急行军来到米脂以东磨石沟口的土坡上,忽然看见沟底过来一队人马,原来是转移中的中央支队。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同志从沟底过来了。我傻愣愣地站在土坡上,一直看着毛主席笑微微地从眼前走过,才从梦中惊醒。敬爱的周副主席留起了胡子,看上去消瘦而英武。他关切地注视着我们这些抬着锣鼓、幕布的文工团员们。他疑惑地望着我们和中央支队走着相反的方向,立即向两位男同志询问情况,才知道我们前一天和上级失掉了联系,糊里糊涂向敌人包围圈里走去。多亏碰到了中央支队,多亏周副主席及时提醒,我们才迅速改变了方向,安全完成转移任务。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毛主席、周副主席正是亲临沙家店战场去指挥战斗,更不知道,敬爱的彭老总已经布置好了歼灭敌人的包围圈。我们只是亲眼看到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在最艰苦的年月和陕北人民战斗在一起。我在散文《珍贵的记忆》里,记下了这次行军的生活片段。

  1948年,延安光复后,我们文工团调往延安,在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改名西北文艺工作团。不久,我们又从延安出发,跟随前总挺进新解放区,当时,我已是女同志班的班长。

  战争时期,物质生活的艰苦被精神上的富有填补了,艰苦战争年代,留在记忆里的没有忧虑,尽是战斗的豪情。

  进城后的最初几年里,我仍在西工团的创作组,为了扩大视野,熟悉新的题材,曾数次去厂矿企业,了解工人生活。1952年夏末秋初,我又去了玉门油矿。那时火车未通,从西安出发到玉门,一直乘汽车,因为公路不好,经常遇到暴风雨的袭击,只得停车等待,途中竟耽搁了半个月。好在和兰州运油公司的汽车队同行,虽出嘉峪关外,行进在浩翰的戈壁滩上,车队尾随着,像一条长长的游龙,倒也不觉得荒凉和寂寞。

  来到玉门油矿,恰遇黄昏时分,矿区灯火闪烁,祁连山下出现了这座雄伟的石油城,使我感到既兴奋又迷惑。这个庞大的世界我能认识吗?当时我只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入世很浅,只是怀着一颗好奇心闯入这个陌生的环境里。

  我到过采油厂、炼油厂,接触了不少采油工、炼油工,也访问过工程技术人员,还穿过大戈壁,看望过野外勘探队的姑娘们。我曾戴上铝盔,穿上老羊皮袄,坐上大卡车,跟钻井队的工人们一块去上夜班。我知道自己太年轻,懂得东西太少,应该老老实实和工人们一块生活。在井场,我能干什么呢?无非是帮着师傅们搅拌泥浆,抬抬钻杆,拿拿工具,在值班房里看看报表。有时深更半夜,我在钻台上凝望着戈壁的夜空,黑黝黝的天空下,高耸的井架越发显得神奇而雄伟。黎明临近的时候,戈壁滩伸展得无边无际,真可以一望千里,直望到那天连着地的尽头,我的心也随着广阔的天地舒展开去。我懂得了工人们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艰苦斗争,比起战士们拚着生命危险去夺取制高点的奋战,并不轻松。

1951年在甘肃玉门油矿采风途中

  在油矿的日子里,听说有个钻井队专修复废井,我又去跟他们上班,我跟的那个班的司钻班长恰巧就是王进喜同志。他当时正帮着徒弟解除卡钻事故,他耐着性子,把徒弟卡在井下的钻头打捞上来的行动,深深打动了井队的工人们,这口废井很快就复活了。不久,我以王进喜师徒做模特儿写了个剧本,王进喜钻井队修复的废井正常出油了,我笔下的剧本却报废了。我想到自己太幼稚,虽然多次和王进喜同志谈话,但我并不了解他,就像我只看到矿区地面上的井架,而看不到蕴藏在地下的原油一样。

  过了若干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王铁人的事迹,他原来就是谦虚朴实、吃苦肯干的王进喜同志。我爱人李若冰去大庆以后,铁人向他说起我上井架的事儿。我当时并不知道,有的工人同志不愿意我上去,认为女同志上了二层平台就会给这口井带来不吉利的影响,是王进喜同志说服工人支持我上井架的。

  离开玉门油矿已经二十多年了,祁连山下的朋友们还常常牵动我的心思。

五十年代初,在西北文艺工作团乐队演奏小提琴

  文学的道路对于我是艰苦的,文学的种子在我心中萌发的过程是漫长的。一个中学生,正在求知的时候,遇上了艰苦的战争年代,哪有图书馆可以借阅呢?靠的是同志间互通有无,找到几本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像宝贝似的装在挂包里,利用行军休息或演出空隙,拿出来读上几页。

  1953年秋,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提供了近两年的读书时间,我像饥饿的孩子,贪婪地读了一些中外古今的名著,面对人类知识的海洋,更悟到自己的精神贫穷。

  贺抒玉在《延河》杂志社留影

  1955年春,我从北京回到西安,正遇上作协西安分会筹办《延河》文学月刊,从此就做了编辑。从小说组长、编委到副主编,一干就是几十年。

  在编辑工作之余,我才开始学习写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文化革命前,发表的《赶脚老人》《永生》《视察工作的时候》《红梅》等数十个短篇、散文,大多是在陕北、关中农村时构思的。我参加土改、整社、夏收、秋收的过程中结识了很多妇女朋友们,无论是她们为赢得新中国所做的贡献和牺牲精神,还是时代变迁引起她们的心理变化,抑或是她们和封建习俗之间的冲突,都容易激发我的情思。普通劳动者身上的美好品质,更使我神往,只是因为我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编辑业务,写得很少。

1953年,贺抒玉(右一)与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同学合影

  我体会过迷恋文学工作的欢乐和苦恼。热心的读者和周围朋友们的鼓励,陕西地区老作家们的关怀和期望,常常使我感到自己不能懈怠。他们热情的帮助和严格的要求,都变作鞭策我的力量;他们在创作上虚怀若谷、一丝不苟的精神,更是感人至深。不幸的是,正当我的创作情绪开始旺盛的时候,那场糟践灵魂的灾难降临了。风雪雷电、云天雾地,一切都纷乱了。我从坚信到忧虑,又从忧虑到怀疑,一大把问号似万箭穿心。在那昏暗的日子里,我又重读了鲁迅先生的许多篇杂文,它们像火炬一样照亮我的心灵,使我在痛苦中获得信心和力量。我真想放声呐喊,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多么需要鲁迅精神!

  1970年元月,我带着孩子和全家衣物、书籍,下放陕西户县尖山脚下一个生产队当社员。整整三年,人民教育了我,我也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参加劳动和工作。那时间,我和人民的心贴得很近,我们有共同的感觉和愿望,劳动生活虽然艰苦一些,但和人民能够心心相印的日子,精神上是愉快的。短篇小说《雪》,就是下放生活对我的启示。

  “九一三”林彪事件后,落实政策后我回到西安,和同志们一起又重操旧业。那几年,我常常在痛苦中思索,在思索中痛苦。因为文学照样被打入牢笼,文学的生命——真实性被毁了。谁都晓得,作家应该是诚实的人,作家如果说谎,就失去了起码的品格。那些年月,正直的作家都在沉默,我自己几乎断念。

贺抒玉,1954年春于北京颐和园 摄影/李若冰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我带着一颗痛苦的心,来到郊区当社员,我感到对总理的爱和思念,像长城一样联结着城市和乡村,散文《无形的长城》就是那次劳动生活的副产品。

  我一直认为,这十年时光的流逝,对我是个致命的打击。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上现实主义的潮流像黄河的浪头,一浪翻过一浪,它们的威力正在冲击着我将要冷却的心。我终于在这巨大的感召下,开始拿起笔了。短篇《女友》《雪》《琴姐》《烦恼》,散文《珍贵的记忆》《山乡情》等,就是在这股潮流推动下写出来的。

  今天,人民赢得了自己的时代,文学也冲出了牢笼,回到人民的怀抱,但愿人民的文学永远属于人民。

1980年10月 西安

(此文原载贺抒玉短小说集《女友集》后记)

  人物生平

  贺抒玉(1928~2019)原名贺鸿钧,女,陕西米脂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澳门葡京娱乐《延河》杂志社原副主编。创作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其中短篇《女友》《琴姐》于1980年1981年度,分别获《鸭绿江》《延河》优秀短篇奖。《琴姐》选入“20世纪华夏文学经典文库”,《命运变奏曲》《闲话搬家》分别选入“陕西名家小说、散文选集”,散文《心中的雕像》编入“名人与母亲的故事”。短篇小说《红梅》收入全国《1949-1979短篇小说选》(第5集),并刊发于《中国文学》英文版1987年月4月号。现已结集出版的中短篇小说、散文集有:《女友集》《琴姐集》《命运变奏曲》《爱的渴望》(与丈夫李若冰合著)《乡情人情》《山路弯弯》《旅途随笔》《怀念集》《贺抒玉文集》三卷。她与姐姐贺鸿训创作了小秧歌剧《喂鸡》等,并编辑出版延安回忆录《青春的脚印》。1988年5月获全国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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